文化苦旅

余秋雨

好像身边的朋友读余秋雨都是在中学时代，而我现在才读了他最有名的《文化苦旅》，本书前半段讲了很多中国古文化，牌坊、寺庙，都江堰的水，敦煌的莫高窟以及王道士，惊奇的是同时也讲到了去年国庆刚去过的的夜明沙和月牙泉，讲杭州之美谈到了苏轼大诗人对西湖的治理以及白蛇传所传达的人间之美，讲山西时谈到了晋商和辉煌一时的票号。后面谈到了文革时期文化人的表现，讲到了巴金老人、佐临的遭遇。惊叹于余秋雨的文字功底以及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人性的探索之深，感觉下次去他提到的某些景点时，胸中能多些故事。

笔记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不要太黏着乡土。只有来来去去，自己活了，地方也就活了。
真正结束中国“文革”灾难的，是唐山大地震。中国，突然窥得了人类生存的底线。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两者关系如何？” 这是我碰到最多的提问。我回答：“没有两者。路，就是书。”
“天”怎么样？从中国最近的五千年来说，开头一直温暖，延续到殷商。西周冷了，到春秋、战国回暖，秦汉也比较暖。三国渐冷，西晋、东晋很冷。南北朝又回暖，暖到隋唐五代。北宋后期降温，南宋很冷，近元又暖。明、清两代，都比价冷，直到民国，温度上去一点，也不多。
中华文化拥有三条最大的天地之线，那也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经纬。按照重要程度排列，第一条线是黄河；第二条线是长江；第三条线比较复杂，在前两条的北方，是四百毫米降雨量的分界线，也就是区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天地之线。自宋代之后，中国的文化、经济中心已从黄河流域转到了长江流域。有趣的是，第三条线，这条降雨量的界限，与万里长城多方重叠。黄河、长江是农耕文明的杰出代表，长城代表着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隔墙对话”，而海洋文明，则始终未能成为主角。
看云看雾看日出各有胜地，要看水，万不可忘了都江堰。
那是一个黄昏，车队启动了。王圆箓站在路边，恭敬相送。斯坦因“购买”这二十九个大木箱的稀世文物，所支付给王圆箓的全部价钱，我一直不忍心写出来，此刻却不能不说。那就是，三十英镑！
一位年轻的诗人写道：斯坦因看到的，是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流血。
佛教从印度一进入中国，立即明白这是一个需要用通俗、形象的方式来讲故事的国度，因此在石窟造像艺术中又融入了越来越浓重的中华世俗文明。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
唐代洞窟中的一切都不重复，也不刻板。我立即明白，真正的欢乐不可能重复，就像真正的人性容不得刻板。
安史之乱，像一条长鞭，哗啦一声把唐代划成了两半。
模仿的热闹只能是单调。
人生真是艰难，不上高峰发现不了它，上了高峰又不能与它亲近。看来，注定要不断地上坡下坡。
康德说，滑稽是预期与结果的严重失衡。
用挖出的大量葑泥筑一道跨湖长堤，堤中建造六座石桥使湖水流通，这就是“苏堤”。
先有生态而后有文化，这个道理，一直被杭州雄辩地演绎着。雄辩到什么程度呢？那就是：连最伟大的诗人来到这里也无心写诗，而是立即成了生态救护者。
这个实景舞台(白蛇传）永远不会拆卸，年年月月提醒人们：为什么人间这么值得留恋。像《白蛇传》的故事一样，杭州的要义是追求人间之美。人间之美的基础，是生态之美，尤其是自然生态之美。
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哄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排距他、糟践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
贫瘠而愚昧的土地上，绳子捆扎这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冷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宁古塔没有塔，这三个字完全是满语的意思，意为“六个”
强烈地提醒着端立在一旁的其他文武官员：你们说到底只是一种生理性的存在；用思想来辩驳思想，以理性来面对理性，从来没有那回事儿。
文明可能产出于野蛮，却绝不喜欢野蛮。我们能熬过苦难，却绝不赞美苦难。我们不喜欢迫害，却绝不肯定迫害。
在十九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是山西。
范钦给了我们一种启发：一生都在忙碌的所谓公务和事业，很可能不是你对这个世界最主要的贡献；请密切留意你自己也觉得是不务正业却又很感兴趣的那些小事。
中国的一次次进步和转型，都容易流于急功近利，忽略了新的精神文化基础的建立，还误以为暂时牺牲文化是必要的代价。其实，社会转型的成功关键，恰恰在于必须集中权力资源、财富资源和文化资源，一起开创一种新文化。
漂移中的家最能展示家的本质，危难中漂移最能让这种本质刻骨铭心。
高贵的生命要创造文化，必然会经历坎坷。因此，我所说的“苦旅”，并不是指旅行之苦，而是指创造之苦。由创造之苦连接成了人生旅途，这便是文化的宿命。
我已经挣扎到了对岸，你们才抛过来救生圈。
对这类的事情我早有经验：受苦最深的人最不想说，说得最多的人一定受苦不多，说得高调的人一定是让别人受了苦。